根据普通法规则，在胎动（quickening）之前堕胎为不受起诉之过失。
Bork法官是原教旨解释的代表人物。[41]罗伊判决所保护的基本价值是隐私权。
从另一方面观察，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又拥有世界上任何法院都不敢梦想的、法律的超级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脱离案件事实而对法律进行一般性解释（例如：就某一法律制定若干条实施意见），可以通过一般性解释而扩张、限制、补充和制定法律。参见：Posner，Over Coming Law（1995），PP．172—173，403。当公众就个人基本权利发生重大分歧时，法院在宪法的名义下寻求解决方案是顺理成章的。首先，胎儿存活性三阶段是一个僵化的划分，它使美国宪法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an床。裁断具体个案不是凭借一般原理，而是凭借比三段论大前提更为精妙的直觉和判断。
但是，罗伊案是一个比罗奇纳案更为危险的先例。德州法律拒绝孕妇的选择权，不仅给孕妇造成显而易见的身心损害，也给违愿降生的子女（unwanted child）及其家庭成员带来沮丧和苦恼，故侵犯了妇女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及1982年宪法的规范性保障和指引下，党内法规在具体数量和规范质量上均有较大的提升，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规范性互动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制度经验。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分别对应上述的双重代表制，其终极合法性都连接到人民主权的宪法至上性。（二）党内法规体系的自成体系 就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各自体系而言，国家法律的体系性及其合宪性、合法性控制机制是相对清晰和成熟的，宪法和立法法提供了具体明确的制度框架，但党内法规的体系性及其规范审查问题却有着自身特点和自成体系的特色。这是在追求一个系统而完备的理性国家和理性法秩序。这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是高度吻合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直接出现了党内法规，体现了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党内法规地位与作用的凸显和导向。这一规范定位的法理含义在于：其一，党内法规从党自身的规范系统演变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环节，是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始的，2014年的这一决定是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回归自主性和完整逻辑的关键政策文件，也标志着党内法规之法治身份与法治化发展的清晰定位。
党内法规必须同时具备合党章性、合宪性与合法性，才能符合党的领导的宪法地位与规范正确性。义务优先原则确立了全党的美德共同体属性和追求先进性与公共服务性的政治本质。党内法规的体系是从党内法规概念化及其革命、建设、改革的治理任务的复杂化过程中逐步思考和建构起来的，是党的建设系统化成果的重要面向。党内法规从既往的不完整、政策化的形态逐步转型为体系化和法规化的形态，并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进行积极的法理沟通和制度衔接互动。
虽然中国的党内法规是人民主权前提下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产物，绝对不可能归类到什么教会法类别或传统之中，但伊斯兰宗教法和西欧中世纪教会法传统也都具有法的规范性并在国家治理中起到规范作用，也都需要处理与世俗法律体系的冲突和整合难题，从而在比较法与历史参照的意义上可以进行研究与分析，看从中是否可以获得二元规范体系衔接整合的共通经验与方法？实际上，根据卡尔·施米特的理论考察：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有关代表制的若干概念也不例外，西方民主代表制的诸多基础性概念确实来自于教会法体系。一、党内法规的概念化及其在第一、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具有历史决议地位和作用的一共有三份文件：一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这是符合第二个历史决议以来党内法规基本发展情况和治理成效的。其二，世界法律体系的比较分析与互鉴。
这种宏观的理论判断和制度定位显然是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政党在其中属于社会组织，不是国家权力机构，即便是执政党也只是将其政治代表输入国家机构，以国家法律体系为中心展开权力竞争与政策博弈，并不存在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接的治理体系构造问题。
党员伦理本质上就是立足共同体本位的护卫者伦理，而全党最高领袖则秉有哲学王的真理政治意涵和责任伦理。要做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对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与合法化进行提速和规范转化，党内法规体系就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抓手和依靠。
第三，党内法规的法价值取向是义务优先、护卫者伦理、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人民精英代表的整合形式。当代世界主流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律和普通法系，它们都属于西方宗教改革与民主革命之后的世俗法体系。法治国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具有其合理性，是按照法理官僚制的权限主义逻辑进行的韦伯式理性国家建构，尽管这种理性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紧急状态权与宪法专政的制度余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是百年党史的第三个决议，是新时代之历史与理论展开的里程碑。党内法规的贤能政治本质与国家法律的民主政治本质如果能够在法理上打通和沟通起来，中国整体的国家治理模式就容易证成体系性与合法性了，而党内法规也因此就能获得更为清晰和明确化的理论归类与规范定位。第四，中国执政经验和政党文明自我合法化与对外互鉴交流的客观需要。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党内法规制定权和备案审查权在规范构造和制度设计上是偏向于为党中央保留充分权力和决断余地的，而并不是如同国家立法法范畴的权力配置和规范审查模式那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本质及其正当行为模式决定了党内法规不能用于排斥党的领导的正当决断余地，而是调整和规范党的决断之下有关党组织和党员如何理性及程序化实施的制度环节。
若不能准确理解和定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异同，就可能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国家法治进程中犯下简单混同和逻辑错位的严重失误，从而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效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现代化到底是全盘模仿还是选择性吸收？自身文明和政治道路到底是特殊的还是具有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既摆脱历史终结论的阴霾，又能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启示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概括确认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其二，在党内法规体系范畴内，党章是根本法则，统领支配具体的党内法规，其规范性地位相当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宪法，而党章并不取代宪法，党的一切活动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宪法至上是党的领导本身承认和维护的最重要法治原则。为什么中央在建党百年之际宣布的是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而不是一种充分完善的终结性宣言？我想这里面不仅仅是存在一个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尚有余地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互动尚有空间的问题，更是由于整个党内法规学的法理学基础及其普遍化命题并未获得特别充分的理论解释和制度解决。
解析中国之治，需要多学科与多维度的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其中围绕党的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之党内法规体系的治理规范与功能的聚焦阐释是一个关键的理论线索。将党的自身治理与国家法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思考和建构，显示了党的政治成熟和对法治根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在反腐败的政权保卫战中，执政者深切感受到党内反腐与国家反腐进行制度沟通与整合的重要性及紧迫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合理性的论证走的就是贤能政治的路线，而当代学者贝淡宁教授对中国当代治理模式进行了贤能政治层面的积极探索与模型化建构，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社会科学解释路径。
换言之，党内法规的实质合法性塑造党的领导的灵魂，而其形式合法性塑造党的领导的一般规范性，二者之叠加整合才能构成完整而科学的党的领导体系。在公共危机与内外斗争中，共产党员的责任优先甚至牺牲优先，就是来源于这里的义务优先原则。
党内法规体系贯穿其中，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方法，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保障元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全新治理哲学视野下，党内法规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的大法治范畴。
党内法规建构的党组织和党员群体的日常化功能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具体的执行路线则是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人民精英代表。两个结合下的中国执政经验与政党文明不仅可以获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滋养与合法性支持，更可以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资源与合法性加持，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和有机的理论结合，构成理解和建构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系统化现代文明体系的完备哲学基础和价值指引。
同时，缺乏完整性和规范性的党内法规及其反腐机制，不仅可能偏离反腐的初衷和治理要求，而且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及反腐失焦和错位。重视历史经验在国家规范治理与实践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既是中国古典治理体系中以史为鉴之学术与政治传统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在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政治肯定与治理功能设定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党内法规体系进行具体的科学描述和理论检讨，呈现其在全面依法治国体系中的共性与个性。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背景下，其执政经验和政党文明必然引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持续兴趣。
基于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党内法规对执政党行为的调整及其在国家治理上的规范效果，就得以合法化。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法律体系中存在类似规范吗？这是普遍性论证的一种比较法方法，如果不能寻找到，就证明党内法规只是一种中国制度特色而不是一种普遍制度，或者是其他法律体系中有类似功能需求但还未发展出成形的具体制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2021年7月）中明确肯定了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和功能基调，即强烈政治属性、鲜明价值导向、科学治理逻辑、统一规范功能。党内法规的规范化在形式上是林林总总的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备案审查，但实质上是党内法规普遍化命题的破解与建构，这涉及到党的领导在民主代表制与制度合法性层面的真正理论证成。
2013年，党中央发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党内法规的真正经验化还是需要在具体案例中加以体现，以及在具体实施程序中加以落实。